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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经济水平社会的成员所表现出的社会信任水

文章作者:巴黎人-智能硬件 上传时间:2019-11-16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在影响社会信任的因素中,气候因素和基因因素较为稳定,经济水平和社会文化因素则相对容易改变。因此,这两个因素便成为社会管理者提高居民信任水平的着手点。对于气候环境恶劣、5-羟色胺的S等位基因存在率较低的地区,可以通过大力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均收入的方法来稳定社会信任水平;但是对于气候环境适宜的地区或者5-羟色胺的S等位基因存在率较高的地区,物质资源的积累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并不大。对所有国家或地区来说,降低居民的不确定性规避水平,对人们社会信任的稳定或提高都会起到重要作用。居民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源自内心的不安全感,为了消除这种不安全感,政府需要在老百姓关心的领域建立并完善保障机制,相应的民生保障性法律制度的建设工作也要跟上,老百姓自身的不确定性规避水平才能降低,社会信任水平也将随之上升。

虽然情绪与基因相关,但是如果将坏情绪都归结到基因头上,未免偏颇。因为基因对于情绪的影响并不如环境带来的影响大。

该研究负责人迈克尔?明柯夫认为:在炎热或寒冷环境中,等位基因盛行率较高,可能由于环境相对恶劣,人们体内需要有特定的基因来应对压力。该研究认为幸福更有可能与这种基因变异相关,而不是其他因素,如财富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尼日利亚人要比德国人感觉更快乐的原因。同时研究团队也指出例外情况: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等位基因盛行率虽较高,但国民的幸福感较低,这可能受当地经济政治等社会环境的影响。

参考资料:

  1. Haase, C. M., Beermann, U., Saslow, L. R., Shiota, M. N., Saturn, S. R., Lwi, S. J., . . . Levenson, R. W. (2015). Short Alleles, Bigger Smiles? The Effect of 5-HTTLPR on Positive Emotional Expressions. Emotion, No Pagination Specified. doi: 10.1037/emo0000074.
  2. Van IJzendoorn M H, Belsky J,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otype 5HTTLPR as a marker of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A meta-analysis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gene-by-environment studies[J].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2012, 2(8): e147.
  3. Gyurak A, Haase CM, Sze J, et al. The effect of the serotonin transporter (5-HTTLPR) polymorphism on empathic and self-conscious emotional reactivity.Emotion (Washington, DC). 2013;13(1):25-35. doi:10.1037/a0029616.

研究者认为相比于基因因素或环境因素中的任何单独一个,两者的交互作用对人们社会心理功能的预测都更精确。目前,研究者已经调查出了某些基因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布情况,这使得从群体层面研究基因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成为可能。

“一般来说,同卵双生子的基因几乎一模一样,只有少量变异。这对姐妹是遗传对心理因素影响最好的例子。可见,遗传对心理和行为影响表现最明显的是在同卵双生子之间,他们的相似性往往较强。”李新影强调。

你快乐吗?答案可能和你住在哪儿有关。保加利亚瓦尔纳自由大学的最新研究指出,人们的幸福感存在地域差异,不同地区的人,体内的快乐基因也不同,瑞典和加纳等处于寒冷或炎热地带的人更快乐,而中国、泰国、约旦或伊拉克人,快乐基因相对少。

听同样一则笑话,有的人能笑出腹肌,有的却一脸迷茫;看同样一部催泪大片,有的人能哭完一包纸巾,有的人则依旧谈笑风生。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差异?文化因素和个人经历可能并不是全部的答案。最近发表在《情绪》(Emotion)期刊上的一篇论文[1]表明,人们的情绪反应强度可能与基因有关。

5-羟色胺作为人体内的一种重要神经递质,对于人们的情绪加工、感觉认知等都会起到调节作用,尤其能影响到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与态度。研究证明,5-羟色胺水平的提高,能够减少压力反应,从而促进信任行为。而这种神经递质的产生和释放是受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调控的,转运体基因启动子区中主要包括S等位基因和L等位基因。个人层面的研究发现,带有S等位基因的个体更倾向于注意负面的刺激和情绪信息,他们更易产生恐惧性条件反射,表现出神经质行为。这样的个体将生活中的压力认知为一种威胁,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是不确定的、充满风险的,从而会体验到恐惧、焦虑情绪,做出规避不确定性的行为。群体层面的研究发现,5-HTTLPR的S等位基因单独在国家民主情况与社会信任的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表现为尽管民主和信任存在正相关,但相较于S等位基因存在率低的社会,在存在率较高的社会中,个体更倾向于悲观地看待民主环境与社会信任之间的联系,他们通常也更不愿意相信他人。

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医学博士夏季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FAAH是脂肪酰胺信使分子的主要催化水解代谢酶,主要分布在微粒体及线粒体膜上面,对大麻素等信号终止起作用,是很多疾病的潜在靶点。其等位基因变体会抑制花生四烯酸乙醇胺降解,后者是一种内源性的大麻醇类神经传导物质,从而引发激素水平的改变,造成感官快乐并起减痛作用。

结果显示:国民幸福度与这种等位基因的盛行存在正相关性。如北欧国家瑞典,国民幸福度和等位基因盛行率都较高,另外在中南美洲,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这两个指标都呈现较高水平。不过,在伊拉克、约旦、中国(包括香港、台湾等地)、泰国的等位基因盛行率都较低,同时他们认为自己快乐的可能性也最低。

情绪放大器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开始把被试领进实验室,进行对基因与情绪的关系进行更加严格的实验。本论文的作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罗伯特﹒列文森(Robert Levenson)团队的成员们也不例外。

列文森教授等人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3]中描述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请被试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带着耳机唱卡拉OK,同时悄悄拍下了整个过程。随后,毫不知情的被试被要求观看一段视频,而屏幕上出现的正是自己刚才的演唱场景。行为分析和被试报告的结果表明,与sl型和ll型被试相比,ss型个体对此类尴尬情境的情绪反应更强,而且这一趋势对负性情绪和正性情绪都成立——无论是因“被迫出丑”而产生的愤怒,还是对自己的滑稽表现而感到好笑。在这里,5-HTTLPR的s型基因就像一个“情绪放大器”,而且对所有类型的情绪都一视同仁。

德君·托尼·孔将5-羟色胺的S等位基因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纳入先前的气候经济模型中,提出了社会信任的基因—气候经济模型。该模型认为5-HTTLPR的S等位基因在气候—经济环境对信任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它使得群体倾向于避免不确定性,同时降低了社会信任水平,这种调节作用只出现于5-羟色胺S等位基因存在率低的社会中。该模型明确了气候经济因素发生作用的边界效应,进一步解释了在5-羟色胺的S等位基因存在率不同的社会中,气候经济环境是如何影响社会信任的。由于引入了基因变量,通过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来解释社会成员的信任水平,使得模型内容进一步得到丰富与升华。

2015年,BBC的一部纪录片《一对分隔在世界两端的中国双胞胎姐妹》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片子讲述了一对中国的同卵双胞胎姐妹分别被一个美国家庭和一个挪威家庭收养。两个家庭在事先对对方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同一天办理了领养手续,前后只相差几个小时。

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包含世界各国受访者对自己幸福度的评价,然后将这些数据资料同该国人体FAAH等位基因数据进行比较。该基因能增强感官愉悦感,有助于减轻疼痛,拥有这种基因更可能成为快乐的人。

序列短,笑得开?

不过,由于人们对自身情绪的感知能力各不相同,在考察情绪差异时,主观报告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因此,这一回,研究者们使用了一种名为“面部动作编号系统(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FACS)”的方法。FACS将人类所有可能的面部活动分解成一个个“动作单元”,诸如“抬眉毛”、“皱鼻子”等等,任意一种情绪的面部表现都可以对应一个定义明确的动作单元组合。这样一来,研究者就能对被试们在行为测试时的面部表情进行客观的分析了。

在这次的实验中,研究者们观察的重点是正性情绪的代表——笑。他们给三组不同的被试设立了三种的任务,同时记录下了他们的表情变化。其中第一组被试需要看20张搞笑连环画;第二组被试则要观看电影《天堂陌客(Stranger than Paradise)》中的一个片段,与连环画相比,其中的幽默意味显得更加含蓄。而第三组被试则是参与婚姻关系项目的夫妻,他们被要求在实验室中根据特定话题进行婚姻生活对谈。研究者从对谈资料中选择了其中与婚姻生活冲突有关的话题片段,因为过去已有不少研究表明,有时夫妻间的冲突性对话也能产生正性的情绪反应。

行为测试之后,研究者收集了被试们的唾液标本用于DNA测序。5-HTTLPR测序结果与表情统计显示,在对前两组被试进行单独分析、或将三组被试统和在一起分析时,s型等位基因的个数均能很好地预测人们的正性情绪反应。换句话说,被试携带的s型等位基因越多,他们笑的次数也越多。

总而言之,这一次的研究利用丰富的任务设置与客观的评定手段,为5-HTTLPR的情绪放大效应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证据。研究者指出,这种情绪放大效应可能对s型基因携带者带来长期的影响。不过,这背后的具体的神经生物学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编辑:窗敲雨)

不确定性规避是指在面对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社会环境时人们所产生的不舒适感,它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于不确定性的厌恶程度。在不确定性规避水平较高的社会中,人们推崇对社会制度的高度遵从,使用法律和规则严格地规范人们的行为,将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反之,人们则推崇个人自由,鼓励成员进行自我管理。因此,相比于后者,前者环境下的社会成员思维更固化、创新能力更低、对社会道德伦理准则的遵守更死板。

情绪的好坏与什么有关?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快乐或者沮丧时,首先想到的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她的情绪有如此大的起伏。

5-羟色胺转运体

这种基因的差异与5-羟色胺有关。5-羟色胺是我们脑中的一种重要神经递质,而它的活跃又少不了一种名为5-HT转运体(serotonin transporter)的蛋白质的参与——后者能够回收神经突触释放的5-羟色胺,从而调节突触间隙中的神经递质浓度。本篇论文的主角便是编码这种蛋白的基因SLC6A4上的一个多态性区域:5-HTTLPR(serotonin-transporter-linked polymorphic region)。

在人群当中,5-HTTLPR区域的DNA序列长度存在个体差异,它主要可以分为两种:较短的“s”型和较长的“l”型。过去一些研究发现,带有“s”型等位基因的人(也就是基因型为“ss”或“sl”的个体)有更敏感的情绪反应,他们也更易受到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2012年的一篇论文[2]收集了来自30个独立研究的数据,对共计9361名青少年被试的成长经历及其心理发育状态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带有“s”型基因的被试更易因为童年的不幸遭遇而在青春期出现情绪障碍;而相反,如果成长在一个积极温暖的环境,他们也更容易从中获益,例如较少出现酗酒等不良行为。

研究表明,如果人们能够很好地利用经济资源处理气候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将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社会公平以及个人的自我表现和成长。而这些因素是不确定性规避这一文化层面变量的重要预测指标。

迈克尔·邦德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强调,这项研究更关注的是国家,而非个体的基因。事实上,他们在文章中也写明遗传学不是决定快乐程度的唯一因素,国家的环境与经济状况也是影响快乐的重要因素,比如东欧国家持续的经济和政治困难也导致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等国的快乐分数极低,尽管这些东北欧国家的A等位基因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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