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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卷可分为宗教类宝卷和世俗类宝卷,《红楼梦

文章作者:巴黎人-智能硬件 上传时间:2019-10-22

《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是一个经典的跨文化文学传播范例,对于考察文学如何进入异文化语境并取得良好传播效果以及文学的译介与发生学等,均有重要参考意义。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很欠缺,尽管已有不少文章对此有所涉猎,亦有部分散见于诸如泰国文学史、译介史和文化交流史的专著中,但除裴晓睿、饶芃子等少数学者对相关问题做过学理层面的讨论外,基本都限于对《三国演义》译介概貌等介绍性的文字。整体看,泰文《三国》的研究主体在泰国,泰国学者因循“比较研究”和“政治研究”两种主流研究范式,以及近年来兴起的艺术文化研究,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的方式,进行《三国》的影响研究和发生学研究。这些成果尽管质量很高,但也普遍存在一些不足,《三国演义》在泰国传播的历史过程被简单化和平面化了,很难了解传播过程的全貌,也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传播的内在机制和传播模式。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先从观念和视角上做出改变。

《西游记》这部充满灿烂文学想象力的伟大作品,自明代面世至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一个瑰宝。梳理《西游记》400多年间的传播历史,有两条不同的轨迹,一条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的传播,基本上是伴随着华人的脚步走向海外,最初是以汉文原着阅读、接受,再到以当地语言文字改写、翻译、改编的传播路径;另一条则是通过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的文本翻译、广泛传播,最终形成了被东西方不同国家、地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 伴随着华人的脚步走向海外 根据全球图书馆数据库的检索发现,截至2015年12月,仍然在“一带一路”国家流通的《西游记》翻译语言为16种,版本多达60个。 根据图示,除俄语、阿拉伯语、罗马尼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希伯来语、匈牙利语、波兰语、波斯语、捷克语等9种语言为中亚、中东欧地区之语言外,其余7种语言均处在亚洲地区,有些属于中国周边国家。 《西游记》在亚洲的传播,主要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着中国人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商贸往来,甚至是伴随着移民的步伐而实现的。如上图显示,被译成的语言有越南语、泰语、老挝语、印尼语、马来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等7种,此外,根据相关学者研究,还有柬埔寨语、泰米尔语、乌尔都语、印地语、僧伽罗语等多种语言。《西游记》先是在当地华裔和能够读懂汉文原着的上层精英圈子流行,然后再以本土语言进行改编和翻译,这条传播路径在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老挝等国家表现得最为典型。 《西游记》传播到泰国,根据泰国学者黄汉坤的研究,大约是从1802年开始,曼谷王朝拉玛一世命当时的财政大臣、着名文学家昭披耶帕康与华人合作,主持翻译改写《三国演义》等作品。改写方式是先由在泰华人口译成泰文,泰人记录,再由昭披耶帕康加工、润色、定稿。因《三国》在当时的泰国上层社会大受欢迎,一时间翻译改写中国古典小说成为时尚,《西游记》也被翻译改写成泰文出版。在泰文译本的基础上,该书又被翻译成为柬埔寨语、老挝语。 《西游记》的译改本在泰国叫《西游》。这些将《西游记》口译成为泰文的泰国华人,大都是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中国移民。有的在泰国居住数代,成为在居住地传播中华文化的人际传播者。由此推算,《西游记》在泰国的流传,可能要早于1802年。相关学者发现,根据《西游记》故事改编的戏剧,特别是华南沿海移民最为喜欢的潮剧,就曾在泰国、新加坡、柬埔寨、越南等国讲潮州话的华侨、华裔聚居地区广泛流行。在1685年至1688年的泰国宫廷宴会中,就有潮剧上演的记录。 在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当地华人移民用皮影戏改编《西游记》故事。法国学者克劳婷·苏尔梦曾发现印尼爪哇的华裔演出皮影戏的剧目,其中就有直接取自《西游记》的“李世民游地狱”等片段。此外,在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出生的华人,不仅用马来语、印尼语翻译、改写《西游记》等中国经典,而且还抄写、刻印译本,并针对当地居民出租经营这些本土语言的译本。这些书铺的华人经营者有的是集翻译者、印刷商、出版商于一身,还将雕板刻印、石印技术带到了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有些书铺在19世纪成功转型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企业,编辑出版报纸、杂志,并在报刊上连载这些中国经典文学译作。 此外,《西游记》这部文学作品所充满的佛教思想背景,带动了其在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蒙古等信仰佛教的国家、地区的广泛传播。例如在蒙古国,《西游记》是被当做佛教小说进行传播的,第一个蒙古文《西游记》译本是满蒙辞典编撰者阿拉纳翻译,在1721年面世。蒙古的许多读者不仅阅读这部小说,同时进行抄写,当做佛教启示录来使用。在老挝,2007年出版了用文字插画形式的《孙悟空》,书中对佛教词汇进行详细的解释,对于笃信佛教的老挝普通民众来说十分容易接受。在泰国,许多中国沿海移民将祭祀孙悟空的传统带过来。根据黄汉坤的调查,泰国首都曼谷有9座寺庙供奉着孙悟空。在每年农历初一、十五以及各大节日,都会有善男信女前往齐天大圣庙磕头祭祀,并请大圣的灵符回家贴在门上。此外,民间相信农历10月12日是齐天大圣的圣诞,这天,大家都会带着香花、素果到大圣庙里祈求大圣保佑。 《西游记》所特有的佛教文化背景,使其在亚洲等佛教国家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亚洲人历久弥新的精神家园。例如在泰国,不仅历史上有关《西游记》的图书广受欢迎,而且时至今天相关影视作品也得到普遍追捧。根据天津师范大学在泰国留学的研究生张充的实地调研,2014年曼谷最大的书店纪伊国书屋有200余种与《西游记》相关的书籍,不仅有中文版,还有英文版,与《西游记》相关电影约有70部。中央电视台1986年制作完成的电视剧《西游记》在亚洲影响最大,在日本、韩国、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多次播出,2016年猴年春节期间,在泰国、越南的荧屏上再次出现这部电视剧。 文本翻译为《西游记》插上翅膀 《西游记》在“一带一路”地区的传播,另一条途径就是通过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的文本翻译,使《西游记》插上翅膀,超越了地理区域限制,在远离中国的阿拉伯世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开来。 《西游记》最早的英译本,可追溯到美国长老会派遣来华的着名传教士吴板桥选译的小册子,名为《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1895年由上海华北捷报社出版,由此开启了这部文学经典在欧美英语世界的传播历史。在东北、山东、山西等地传教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1913年将《西游记》翻译成《天国之行》,第一次以英文单行本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了《西游记》的故事。但在书中,唐僧变成了传播宗教的圣者化身。 根据笔者在2015年底的统计,迄今为止《西游记》有18个德译本,其中以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的译本最为知名;《西游记》英译本有64个版本,其中以1942年汉学家亚瑟·韦利的选译本《猴》影响最大,曾由不同的出版社再版22次。亚瑟·韦利忠于原着,文笔流畅,使《西游记》中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僧等人物形象在英语世界广为人知。 亚瑟·韦利的英译本在中东欧等“一带一路”国家也影响很大。如《西游记》的捷克文译本、罗马尼亚文两个译本、匈牙利文译本,就是在阿瑟的英译本基础上转译的。匈牙利文译本由汉学家琼戈尔翻译,1969年首版时曾经发行1万多册,并在1980年再版发行3000册,1977年琼戈尔翻译的《西游补》也发行1万多册。波兰文的《西游记》译本由汉学家塔杜什·兹比克夫斯基翻译,仅为中文原着的前20回,名为《猴子造反》,1976年出版。后来由华沙大学的汉学家史比高摘译了其他80回,在波兰影响很大。 在阿拉伯世界,1968年埃及出版了《猴子》一书,也是亚瑟·韦利从英文转译成为阿拉伯文的译本,还于1998年再版。1984年,中国外文出版社和叙利亚大马士革出版社合作出版了《火焰山:西游记节译》,由汉学家福阿德·艾尤布翻译。 但美中不足的是,亚瑟·韦利译本仍是选译本。直到1977年,才有华裔学者余国藩,用近10多年时间翻译了《西游记》全本,由芝加哥大学在美国与英国同时推出。译本注释详尽,特别是保留了原着中的大量诗词,翻译精准,权威专业,被美国汉学家魏裴德教授称之为“精美绝伦”。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赞叹,该译本让“英语世界的文学终于也能够从《西游记》这部伟大的中国名着中得到丰富和补充”了。 迄今为止,在“一带一路”国家的16种语言中,只有蒙古、越南、泰国、俄文4个语种有《西游记》百回全译本。特别是俄文全译本,直到1950年代才出现,译者是着名汉学家罗加切夫。这是《西游记》的第一个俄文译本,影响很大,1982年译者又与人合作出版了一个《西游记》选译本。 通过400多年的全球传播,《西游记》中灿烂绚丽的艺术想象、性格鲜明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为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等佛教流行地区的人们所津津乐道,同时,也为欧美基督教文化区、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和人民所广泛接受。《西游记》的故事不断被翻译、改编、改写成各个民族语言的作品,各国文学家用各种体裁进行演绎,今天的电影、电视、动漫、游戏等多种现代艺术形式仍在从《西游记》中汲取营养。它启示世人,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绵延至今的文化类型,蕴藏着取之不尽的宝藏。这是中华文化独有的优势。

目前在英国、美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除了众多大学、图书馆外,有大量私人收藏的宝卷,其中有些还是孤本或善本。20世纪50年代,伴随中国宝卷研究热潮的兴起,西方学者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地也对宝卷的念唱活动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使宝卷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古典文学名着《红楼梦》在世界上享有声誉。宝、黛、钗的故事跨越不同的文化土壤广泛流传,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经典。对这一人类文学瑰宝的跨文化翻译和研究,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让世界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红楼梦》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 唐均 提升我国国家语言能力,促进汉语国际推广,加强中外语言互通,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得以顺利推行的根本性举措。而《红楼梦》的多语种移译及其国际性传播,则是以之为载体向世界各民族推广汉语,推动中国文化要素同世界各国文化之间有效交融的一砧试金石。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百科全书,五千年悠悠岁月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精髓在其中得到荟萃和展示。如果说以《红楼梦》奠基的专题性红学已有百年兴衰,那么,《红楼梦》的国际传播历史却长达170多年,远远超过了红学本身的历史。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漫长的海外辐射过程中,《红楼梦》在全球已有超过150种语言的不同篇幅译本,其中有近40个120回全译本分布于20多种语言中。而英、日、俄、德、法等通用语种不仅哺育出篇幅不一的众多译本,而且还有霍克思、闵福德、松枝茂夫、伊藤漱平、孟列夫、波兹涅耶娃、史华慈等不少享誉学界的母语研究者从多个视角开展红学研究。这些研究不像国内红学界那样仅仅局限于中文文本的繁复解读和作者家世的琐细考订,而是将释读的眼光更多置于异域读者的理解以及文本旅行的汉学轨迹之中。事实上,《红楼梦》通过文字叙述展现出来的文化魅力和文化底蕴,也许只有对多种通用语种译本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才能有效地承载起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任。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以刻画人物性格来揭示其命运,字里行间的情感描述细腻动人。作者笔下的悲剧意识显着流露,全书又充满了人本主义的进步思想和象征主义的独特意蕴。这些人类社会普遍推崇的良知灼见,就是该作品通过跨语际的语码转换能够感染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优势之所在。在这种跨语际的共鸣心态作用下,中国文化就能更加融洽地同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相互接榫,从而更加方便地实现中外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 毋庸讳言,从传统小说的艺术手法来看,《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复杂而情节冲突缓慢,经过异域民族语言的过滤,委实难以通过扣人心弦的情节发展来博取读者的眼球。然而《红楼梦》本身不仅仅是一部文艺作品,更是蕴含了传统中国各种文化元素的聚宝盆,举凡美食、佳酿、良药、丽服、彩饰、珍玩、华居、优游、虔信的种种内容,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换一个视角,现代的异域读者可以抛却小说情节的干扰,撷取其中不同的文化展示片段加以细读,从而有效领会《红楼梦》中包蕴的中国优秀文化元素的不同侧面。这样的阅读要求,也给各种语言的译者提出了深刻领会中国文化、灵活运用译语技巧加以传神表达的较高要求——这又不啻中外文化交融的一种深化模式。 还要看到的一点是,《红楼梦》本身就是一部优秀的白话文艺作品。19世纪来华的不少传教士和外交官,大都选择此书作为官话口语的训练教材;而早期的《红楼梦》译者几乎都是出于汉语学习的目的移译此书。1987年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将小说中的大量人物对白加以直接搬用,在小说问世200多年后的当代华人社会中仍然脍炙人口。这些历史经验表明,《红楼梦》在汉语国际推广的道路上自有其举足轻重的价值。基于此,我们欣喜地发现,在世界各国负责汉语国际推广具体工作的孔子学院,既有引入《红楼梦》多种演绎形式促进汉语学习、传播中国文化的实践,也有依托中国国家汉办“孔子新汉学计划”的支持,奖掖《红楼梦》译者、资助出版《红楼梦》译本的举措,更有节选甚至改编《红楼梦》已有译本投入异域汉语教学的方法——而这些做法,则又是《红楼梦》国际传播置身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系列举措中熠熠生辉的鲜活实例,值得我们思考。 中外文化交流,从根本上说是彼此深层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的融合,而绝不是仅限于浅层的物资交易和人员流动。《红楼梦》诞生于晚近时期的古代中国,其中蕴含着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提高《红楼梦》的传播质量,让西方世界完整了解《红楼梦》,更加客观真实地观照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内心世界和哲思传统,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优秀经典作品“走出去”的意义所在。 《红楼梦》 在日本受到的“厚遇”与“冷遇” 宋丹 1794年1月,《红楼梦》被一艘名为“寅二番船南京”的贸易船只从浙江乍浦带到日本长崎,这是有史可考的《红楼梦》最早走向世界的时间。200余年来,《红楼梦》在日传播可谓“冰火两重天”——既获“厚遇”,又遭“冷遇”。 经典改译推动翻译繁盛 “厚遇”之一是翻译的繁盛。日本的《红楼梦》翻译始自1892年森槐南摘译的第一回楔子。其后125年来,据笔者统计,共产生了摘译本12种、编译本12种、节译本3种、转译本1种、全译本10种,总计38种译本。2015年,井波陵一的全译本荣获了第66届读卖文学奖,这是中国文学作品译本首次获得这一大奖。可见《红楼梦》在日本是被持续关注的。而在翻译中担当主力的是汉学家,能确定完全出自汉学家之手的译本有28种,且全译本均由汉学家翻译。日本之所以能产生数量如此可观的译本,除了其作为翻译大国,有着积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传统之外,还与其深厚的中国白话文学研究传统,一批忠实的“红迷”的存在,岩波书店、平凡社等大型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以及《红楼梦》本身的经典地位等因素紧密相关。 “厚遇”之二是拥有一批铁杆“红迷”。大部分日译者是出于喜爱《红楼梦》而自发翻译的。松枝茂夫为潜心翻译《红楼梦》而辞掉东京大学的教职隐居九州山村,他的改译本除了专有名词外几乎是将翻译工作重新再来一遍。伊藤漱平在40年里对自己的译本先后改订了4次,他的红色墓碑上镌刻了一个大大的“梦”字,以象征《红楼梦》于其一生的意义。井波陵一为了能读懂中文的《红楼梦》而考入京都大学中国文学专业,他的翻译工作起初没有出版社的邀约,纯粹只是为了回报原作,却坚持了十来年。另外,还有一些读者自发建立了诸如“红楼梦小辞典”之类的网页分享与《红楼梦》相关的知识和信息。 “厚遇”之三可谓奇遇。《红楼梦》与日本文学、文化相结合后发生了一些“变异”。北村透谷将风月宝鉴的意象改成“古镜”放入小说《宿魂镜》中;永井荷风将《秋窗风雨夕》的前六句融入小说《濹东绮谭》的末尾。而在通俗文化盛行的当代,《红楼梦》还被改编成了冒险小说、推理小说以及漫画、物语等。尤其是芦边拓创作的推理小说《红楼梦的杀人》不仅在日本大受欢迎,还被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翻译出版,甚至还有英译本。这种将经典文学改头换面的做法可能会令一些读者难以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普通读者,尤其是对年轻读者是有吸引力的,有利于缩小他们与这部古典名着的隔阂和距离。 此外,林语堂未能出版的《红楼梦》英译原稿被翻译家佐藤亮一转译为日语出版。而且佐藤夫妇还完好无损地保存了林语堂在44年前寄给他们的这份原稿的初稿。这也是《红楼梦》在日本的另一种厚遇了。 专门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冷遇”之一是知名度偏低、读者偏少、读者面偏窄。这是相较四大名着里的其他三部而言的。日本的普通读者大多知晓《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但对《红楼梦》知者寥寥,知道的多为有过中国语言文学学习或研究经历的知识分子。其他三部名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很容易吸引一般读者,《红楼梦》却并非以情节取胜。此外,《红楼梦》将中国语言文字的美用到了极致,大量诸如谐音、双关、拆字等对汉字音、形、义的出神入化的运用,乃至各类文体、风格不一的韵文等,即便是最好的译本,也很难还原其中效果,读者的审美享受从而会大打折扣。 “冷遇”之二是改编、翻案相对较少。在日本文学中,有很多作品是通过模仿中国文学的作品而创作出来的,被称为“翻案文学”。改编和翻案是衡量一部文学作品融入他国文学、文化之广、之深的重要标志。《水浒传》从江户时代开始就有不少翻案文学产生,最具代表性的古有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今有北方谦三的《水浒传》;吉川英治改编的《三国志》在日本耳熟能详;《西游记》被日本多家电视台翻拍成电视剧。而且,还产生了大量以这三部名着为题材的动漫、游戏等。如前所述,《红楼梦》对日本文学虽有一定影响,但极其有限;虽有改编,但改编作品从历史、数量、知名度而言都不能与其他三部相提并论。不仅是因其在日本的知名度较低,还因其人情小说的特质导致难以改编。 “冷遇”之三是专门研究者的缺乏。其实日本的红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孙玉明的《日本红学史稿》作了详细的梳理与论述。其中,伊藤漱平是日本红学界的泰斗。五卷本的《伊藤漱平着作集》里有三卷是他的红学研究成果。此外,日本诸多知名的汉学家都有关于《红楼梦》的论述,但皆是蜻蜓点水、点到即止,像伊藤漱平这样专注、持续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凤毛麟角。《红楼梦》在日本的中国白话文学研究领域里属于冷门研究,热门是《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日本的汉学研究注重版本考证,《水浒传》《三国演义》早期是以刻本流传的,版本考证集中在各类刻本上,而《红楼梦》早期是以抄本流传的,再加上后四十回的续书说,导致版本考证工作主要围绕各类脂抄本展开,而日本学者想要看到和辨读这些抄本都非易事。 中外交流促进红学发展 《红楼梦》在日本毕竟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这是值得欣慰的。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将来也会不断有新的读者产生。除了日本仍会持续有人对中国语言文学感兴趣之外,最关键的是《红楼梦》里的无常思想与日本人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审美意识——无常观是契合的。一位日本学者曾笑言《红楼梦》的内容虽有点无聊,结局却很符合日本人的口味。而且,其在日本的知名度也会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以及中日交流的日益频繁而逐步提高。 如何促进《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我们能做的大概有两点:一是加强中日学界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学术交流。中国的红学着述汗牛充栋,翻译介绍到日本去的却寥寥无几。日本的红学研究虽不兴盛,亦有不少值得我国学界借鉴之处。如果在双方的学术交流上多做点工作的话,将有利于推动日本红学发展。二是加强与《红楼梦》相关的中日民间文化交流。1964年中日民间友好组织联合举办了“红楼梦展”,1983年上海越剧院首次赴日演出越剧《红楼梦》,2014年李少红导演的《红楼梦》电视剧在日本播出等,均收获了不少观众。另外,日本的孔子学院可以考虑节选《红楼梦》作为教材或教参,并举办相关的讲座等,这些均有利于扩大《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范围。 阐释与补偿:《红楼梦》英译述评 冯全功 翻译文学要想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必须通过翻译,使之成为域外文学的独特景观。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个经典化的过程,翻译文学经典是原文和译文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巨大的阐释空间是文学经典之所以为文学经典的内在原因。越是优秀的作品蕴含的可阐释空间往往也越大,文学经典翻译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目的语文化中创造一个类似的可阐释空间。唯有如此,才能促使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化中被不断阅读、不断解释、反复出现乃至变异衍生,加速其在异域的经典化进程,形成原语母体经典与译语衍生经典并存的局面。 《红楼梦》在国内之所以被奉为经典,主要在于其思想的深刻性、文化的丰富性、艺术的精湛性和语言的优美性,再加上作者、版本、脂批等文本外因素,更是进一步拓展了小说的可阐释空间,体现了小说主题的复调性与解读视角的多样性。 译者的补偿策略 中西语言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如何才能把《红楼梦》的阐释空间“运送”到国外;译者历经艰辛,运送过程中阐释空间是否会发生变异;如何正确看待译文在艺术层面与思想层面的变异;译文中的阐释空间大多是再现原文或是由译者再创造,译者的补偿策略对译文的阐释空间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在《红楼梦》的翻译研究中亟待深入探究的问题。 在英语世界,《红楼梦》有编译本,如王际真、麦克休姐妹(F. Mchugh & I. Mchugh)等人的编译本,有全译本,如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思、闵福德 (D. Hawkes & J. Minford)的两个全译本,还有早期的片段选译,如马礼逊 、德庇时 等人的选译,以及稍后的节译,如包腊 (E. C. M. Bowra)、裘里 等人的节译。诸多早期译本为《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然而,要讨论译文的阐释空间问题,最好的对象还是全译。已有几家编译本基本上都是出于市场考虑,聚焦于宝黛爱情,注重小说的故事情节,忽略了原文的有机整体性,也大大缩小了原作的可阐释空间。海外红学研究者若基于编译本研究《红楼梦》,结论的可靠性就很难保证。早期的片段选译或节译大多出于帮助英语读者学习汉语的目的,如马礼逊、裘里等人的译文,对小说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不够重视,也不可能再现原文的阐释空间。在《红楼梦》英译史中,还有一个彭寿(B. S. Bonsall)的全译本,偏重直译,可读性与艺术性不是太高。由于其未正式出版,影响也不是太大。相对而言,杨译与霍译的知名度更高,尤其是后者,更是诸多国外红学研究者的参考译本。 杨译本比较忠实原着,包括很多加注补偿,有利于译文读者对译文进行深入解读。杨译的注释往往是点到为止,不做过多解释,旨在为译文读者提供一些交际线索或深度解释的突破口,尤其是原文一些互文资源,如引用《西厢记》《牡丹亭》中的话语。值得注意的是,杨译对一些语言文化现象并没有过度解释,越俎代庖,剥夺译文读者的解释权。小说毕竟是小说,译文注解要适度、适量,在引导读者解释与保留译文解读空间方面保持适度的张力。 针对中西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霍译也有很多补偿,但往往把补偿的内容有机地整合在译文之中,读起来更加流畅、自然,如对《红楼梦》中戏剧名《满床笏》《南柯梦》的整合补偿。这类补偿同样起着引导译文读者对其进行深入解读的作用,同时还不会打乱译文读者的阅读思路。中国文学作品外译也不妨多采取这种翻译补偿策略,但不宜补偿过多内容,尽量不露痕迹,巧妙引导,适度保留,为译文读者营造一种与原文读者类似的阅读体验,建构一个类似的阐释空间。 开放的阐释空间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个有机整体,译者翻译时要有强烈的整体意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稍有不慎,便很有可能缩小原文的阐释空间,减损原文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红楼梦》有典型的“尚红”意识,“红”不仅是小说的标志性色彩,更是一种象征,象征众多红颜女子,如“悼红轩”、“怡红院”、“千红一窟”、“落红成阵”、“红消香断有谁怜”等,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象征语义场。杨译通过再现这些核心短语中“红”之意象,为译文读者创设了类似的解读空间,结合具体语境、文本整体以及中华文化传统,精英读者也不难体悟其中的微言大义。若对每个含“红”的核心意象都加注说明其中象征意义的话,译文就会变得索然寡味,文学性也会随之大打折扣。翻译文学经典的意义也是一个开放结构,译者不能一味地填补空白,把意义的开放结构“封死”,还要给读者留下足够的品位余地。霍克思认为“红”在中西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联想意义,基本上对这些核心话语中的“红”进行舍弃,如把“悼红轩”译为“Nostalgia Studio”,把“怡红院”译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把“千红一窟”译为“Maiden’s Tears”等。霍译体现出极大的创造性,若逐个评论,也不失为有效的选择。不过整体而言,原文“红”之象征语义场便大大减弱了,不利于表现小说为女子呐喊与平反的主旨。 贾宝玉有强烈的“女儿崇拜”思想,最典型的言论便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针对“女儿”的翻译,杨译、霍译皆为“girls”,措辞准确到位,裘译和彭译分别为“woman”与“females”,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宝玉的女性观。宝玉类似的话语还有很多,如“凡山川日月之灵秀,只钟于女儿”等。裘译与彭译很少注意到“女儿”与“女人”的区别,使贾宝玉的思想出现了较大的变异,原汁原味的解读空间也随之受损。若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红楼梦》,裘译与彭译的措辞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空间,与作者的女性观并不冲突。因此,译文的解读空间也不一定完全是移植原文的,误译的现象有时也可为译文读者创建新的解读空间。如果把译文作为独立文本的话,这种新的解读空间的创立便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整体而言,杨译对小说中思想话语的翻译更到位,这与译者的身份有关。作为中国人,杨宪益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理解更为透彻。英语读者想通过研读《红楼梦》了解中国文化与思想的话,杨译无疑是较好的选择。换言之,若从文化交流层面解读译本,杨译的解读空间似乎更大,也更有利于实现文学经典翻译的跨文化传播。从审美空间的大小而言,霍译却更优秀,更具有作为独立文本的价值。霍译尤其注重在文学性上下功夫,出现了很多“创造性叛逆”,也给译文带来了不少灵气,有助于实现“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的阅读胜境。海外红学研究的视角很多,如文体叙事学、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理论、寓言与反讽等,多从文本内部挖掘《红楼梦》的潜在价值。如果海外学者对《红楼梦》译本进行分析的话,杨译自有其不可忽略的研究价值,更加接近小说的“真面目”,也更有利于中西文化与思想的交流。如果把译文作为独立的文本来阅读的话,霍译或其他编译本也许更适合当下英语读者的胃口。不同的翻译目的,会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不同的受众群体在不同译文的阐释空间中会发现不同的东西。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洪版《三国》在泰国并不仅仅是一部外国文学译作,它已被泰国人视为本土文学的经典,对泰国文学发展影响巨大。它不仅结束了一直以来泰国韵文体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还推动了泰国古小说文类的生成,进而促进了小说文类在泰国文坛的生成和发展,为近代西方新小说在泰国迅速蔓延、将泰国文学推进到现代发展阶段打下了良好基础。20世纪初,洪版《三国》被曼谷王朝六世王时期官方权威的“文学俱乐部”评为“散文体故事类作品之冠”,部分章节后来还被选入中学泰语教科书。此后,各种版本的泰文《三国》重译本、简译本、缩编本,以及以三国人物和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创作本、阐释本、评论本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已多达150余种,今天仍在不断推陈出新。泰国人对三国典故信手拈来,还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泰式“三国”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可以说,《三国》已经深植于泰国人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泰国人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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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跨文化文学传播中,占据主导的并非文本传播方,而是文本接受方。文学传播往往习惯站在传播方的视角,片面强调元文本的价值,即以文学文本输出国为中心的视角。在本研究个案中,既往研究多强调《三国演义》的经典性和艺术价值,单方面凸显其施与影响的一面。但作为接受国一方的泰国,并非一味被动地接受。恰恰相反,它所接受的《三国》不是简单对原文内容的“忠实”传递,而是经过泰国文化的筛选和过滤,将其吸纳到泰国文学的传统之中,内化为泰国本土文学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泰国享有充分的选择主动权。

宝卷发端于民间信仰,但既属于民间文艺也属于民间文学,三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从文本间性理论看,任何文本都不是完全由作者一人创作,而是掺和了其他文本的要素。例如世俗宝卷故事掺杂了弹词、民间小说、时事等内容,受到其他宝卷的影响,也受宝卷以外的各种文学和文化文本的影响。

四是传播的文本具有多元化特征。在泰国传播的《三国演义》文本带有“双重主体性”,即有罗贯中的中文原版和洪版经典泰译本两个传播“元文本”,真正让《三国演义》在泰国流传开来的,是以洪版《三国》为元文本的二次传播。传播不仅是书面文学文本,还包括口传文艺、戏剧表演、神庙活动、壁画雕塑乃至漫画游戏等广义文本或超文本。这些不同类型的“文本”针对不同人群,对于推动《三国演义》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传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4年,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史蒂芬·琼斯在《采风:新旧中国民间乐手的生活》中,对《后土宝卷》《白衣宝卷》《地藏宝卷》等手稿的文本形式、韵律等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宝卷具有表演稿本作用。

《三国演义》的第一个泰文译本1802年才出现。当时曼谷王朝一世王为了重振因泰缅战火涂炭而衰落的泰国古典文学,御令当时的财政大臣、大诗人昭帕耶帕康主持翻译《三国演义》,并将其作为中兴泰国“国家文学”的重要举措之一,由此诞生了《三国演义》的经典泰译本《三国》(Samkok,以下简称“洪版《三国》”)。洪版《三国》内容引人入胜,行文流畅优美,语言简洁明快,别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和韵味,被人称作“三国体”。在随后二百多年间,《三国》在泰国逐渐流传开来,受到泰国人的喜爱和推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宝卷是发端于唐宋、流行于明清的民间文学文化样式。按照其故事类型,宝卷可分为宗教类宝卷和世俗类宝卷。世俗类宝卷故事有些是根据弹词改编,有些是根据小说改编,也有些是根据时事改编。总体而言,世俗类宝卷数量多于宗教类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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