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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乡规民约在乡村振兴中的秩序生成功能,传

文章作者:巴黎人-智能硬件 上传时间:2019-09-21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重大决策部署。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乡村振兴要坚持全面振兴,通过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统筹谋划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这为新时代重塑乡规民约的乡治功能提供了广阔舞台。作为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规范体系,以王阳明《南赣乡约》、朱熹《朱子家礼》、吕氏四贤《蓝田乡约》等为代表的乡约圭臬,在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今天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古代社会,在以国家制定的成文法规范国之“重事”的前提之下,逐渐生发出调整乡里、乡村社会“细故”的自治规约,也即“乡规民约”或曰“村规民约”。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乡规民约”为调整社会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独特法律文化价值。

内容摘要:中国有着历史悠久且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先民在乡村社会礼法并用,构建出了一套庞杂的治理和教化体系,其中乡约制度尤为引人瞩目。乡约原是关中士人推行礼治的产物,但其在后世发展中却出现了与保甲等官治工具融合的趋势,明清时期朝廷还将谕令、律法等借助乡约一体推行。创制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的《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乡约,因其出于陕西蓝田吕氏兄弟之手,故又被称为《蓝田乡约》。(《关学编》)因此,《吕氏乡约》也被认为是吕氏兄弟追随关学开山祖师张载“笃实践履”并在关中推行礼治的产物。《吕氏乡约》约文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条,入约乡民在“直月”的组织下每月一聚,由“约正”来“书其善恶,行其赏罚”。

发挥乡规民约在乡村振兴中的秩序生成功能。明正德十一年九月,王阳明临危受命,历时一年半时间,先后平定了福建、江西、广东等地数十年的祸乱。为了对初定的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王阳明制定《南赣乡约》与《十家牌法》,同时,推行保甲弭盗安民,设立社学推行教化,设立社仓以济灾荒,从而构建起官府主导推行的乡约、保甲、社学、社仓四者合一的乡治模式。《南赣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强调相互帮助、维护社区治安、进行社会监督和移风易俗等方面。其目的在于整饬社区生活秩序,加强以自我约制为主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从而使“各安生理,勤尔农业,守尔门户,爱尔身命,保尔室家,孝顺尔父母,抚养尔子孙”,避免“以众暴寡,以强凌弱”,使民“永为善良”,“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从而以“兴礼让之风”,“成敦厚之俗”,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王阳明推行的乡治,使当时的南赣地区风气焕然一新,“民无重赋,家有田耕,城郭乡村,一派清明”。

“乡规民约”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独特资源

关键词:乡民;吕氏乡约;保甲;朝廷;推行;吕坤;吕大钧;融合;关中;兄弟

就今天来说,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秩序稳定是保障。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已经出现了很多诸如理事会、议事会、新家训家风、新乡贤等创新模式,为乡规民约秩序生成功能的时代转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我们要充分借鉴《南赣乡约》与《十家牌法》等乡规民约在保障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健全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新乡约的积极作用,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上古时代,中华民族已形成以“德礼”化民成俗、以“刑罚”禁暴惩奸的社会治理理念。两汉以来,在整合儒法道诸家治国理政观念的基础上,形成“德礼法制”共治的治国理政知识体系。如北宋吕大钧为教化乡人而制定《吕氏乡约》,开启由乡贤、乡绅、名臣大儒制定、推广“乡约”的实践范例。明清时期,在统治集团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乡规民约得到迅速发展。除仍保持官办、官倡、官督办、名臣大儒推行的立约模式之外,目前可见的散落于全国各地的乡规民约,大多为乡民自发共议、同定、共立。明清时期的乡规民约名目多为“乡规”“乡约”“公约”“乡规禁条”“村规”“条规”“民约”“章程”“公禁”等。云南曲靖《雅户乡规民约碑》表明,至迟于清朝道光年间,已出现“乡规民约”这一完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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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乡规民约在乡村振兴中的道德培育功能。南宋淳熙三年,大儒朱熹有感于当时道德废佚,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慨叹道:“呜呼!礼废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所以他从恢复道德礼仪出发,制定了《家礼》。朱熹认为“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于是在《家礼》中恢复了传统宗法主张,并把贵族之礼引为庶民之礼,使自古以来“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得到了根本改变,乡村道德培育的制度基础从此确立。自此以后,《家礼》在民间迅速传播,几乎家藏一本,人人得见而遵行之。朱熹根据儒家倡导的由“尊祖、敬宗、收族”扩展到“严宗庙、重社稷”的家国意识,从《家礼》扩展到《乡约》,亲手制定《增损吕氏乡约》,合并了乡约和乡仪的相关内容,并且增加了“读约之礼”。这一增订大大增加了道德培育的成分,通过礼制的仪式感,促进了乡约的传播和发展,为后世乡村道德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精神内核和形式架构,影响深远。

传统乡规民约立约宗旨明确,始终强调立约目的在于正风厚俗、以禁非为、以全良善、和息止讼、以儆愚顽、亲爱和睦、消除怨恨、守望相助、相劝相规、相交相恤、互为扶持、以讲律法、不违法律,呈现出中华德礼法制文化的独特精神气质。传统乡规民约以“公共”为立约原则,具有乡村社会契约性质。无论经由何种方式产生的乡规民约,均始终坚持“共议”“公议”“商定”“公定”的“公共”性原则。乡规民约体现的是乡民的共同意志,调整的是乡民的共同利益关系。传统乡规民约接通国家“德礼法制”与民间社会规约,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做到“有规而循”。所谓“朝廷有法律,乡党有禁条”,“法律维持天下,禁约严束一方”,“国有律法,民有乡规”等,正是对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之关系以及乡规民约的性质及其自治功能的高度概括。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且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先民在乡村社会礼法并用,构建出了一套庞杂的治理和教化体系,其中乡约制度尤为引人瞩目。乡约原是关中士人推行礼治的产物,但其在后世发展中却出现了与保甲等官治工具融合的趋势,明清时期朝廷还将谕令、律法等借助乡约一体推行。乡约制度虽然随着中华法系的解体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在变迁中的成败得失也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当今,传统道德仍然是乡村礼俗体系的重要精神内核,但近年来,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侵袭,乡村道德失范现象客观存在,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新时代乡规民约应当承担起这一历史任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依托中华传统文化,挖掘传统道德资源,重建具有正确价值观支撑的乡规民约和乡村道德体系,通过乡规民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心,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从而为乡村振兴打牢思想道德基础,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传统乡规民约既以总约规定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成、患难相恤的总类性规范事项,同时,也以专约规范乡民生产生活的种种“细故”。诸如道德事业、婚丧嫁娶、礼俗交往、纠纷调处、聚会迎客、救贫扶弱、教育选才、捐资助学以及用水取土、森林保护、治保治安、道路交通、文物保护、修桥铺路、防火防盗等,均在乡规民约深入而细致的规范之内。传统乡规民约的实现,以立约众人“同心同德”“各守成规”“永为遵照”“不得故违”为基本要求;以弥“补”、惩戒,“共乡议处”等为强制措施;以对违规程度至于“违法”行为的“鸣官究办”“鸣官拿办”为强制力后盾,体现了乡规民约之规范及其应用与国家成文法律以及司法权力运行的无缝对接。

  创制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的《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乡约,因其出于陕西蓝田吕氏兄弟之手,故又被称为《蓝田乡约》。据载,吕氏兄弟共有六人,除一人夭亡外,其余五人均登科及第。吕氏兄弟的祖父吕通曾任太常博士,其父曾担任过比部郎中,如此看来,吕氏家族在当地可谓官宦和诗礼世家。在吕氏诸兄弟中对乡约贡献最大者当推吕大钧,经朱熹考证,吕大钧其实就是这个乡约的真正作者。据载,吕大钧从学张载后“信之不疑”,“日用躬行,必取先王法度以为宗范”,与其他兄弟一起“为乡约以敦俗”,“自是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关学编》)因此,《吕氏乡约》也被认为是吕氏兄弟追随关学开山祖师张载“笃实践履”并在关中推行礼治的产物。

发挥乡规民约在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涵泳功能。北宋熙宁九年,由京兆府蓝田儒士吕大钧首先提出在本乡推行一种新型的地方规范,根据自家《家规》制定了乡约规范,并在陕西蓝田的局部地区付诸实行,称为《吕氏乡约》,也称《蓝田乡约》。《吕氏乡约》开篇即规定“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采用自上而下的原则,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和谐共生的乡村文化标准。虽不久北宋既亡,但《吕氏乡约》奠定了乡约组织规范的基础,后世多沿袭之。明成祖表章《蓝田吕氏乡约》,列于性理成书,颁降天下,使乡里朝夕诵读。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名臣硕儒如方孝孺、王阳明、吕坤、章璜、刘宗周、陆世仪等都致力于推行乡约,许多乡绅也在本乡本土提倡或率行乡约,这对乡约规范的制定和乡风文化的养成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近现代对“乡规民约”法律文化资源的转化应用

  《吕氏乡约》约文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条,入约乡民在“直月”的组织下每月一聚,由“约正”来“书其善恶,行其赏罚”。“直月”这一职务由入约乡民轮流担任,乡民入约、退约比较自由,凡遇重大事项则“共议更易”。这些规定在今人看来也许没有什么高明之处,但在王安石保甲新法风头正盛时推行这样一个纯民间自发的规范,确实冒了一定风险。面对旁人的顾虑和质疑,吕大钧据理力争,详加辩解,难怪张载都要称赞“秦俗之化和叔(吕大钧字和叔)有力”,并感叹自己与和叔相比也是“勇为不可及”。在吕大钧的坚持和努力下,这份乡约不仅得以保留,而且还在明清各类乡约中获得了“令甲”的地位。近代学人对其也是礼赞有加。社会学家杨开道说:“由人民自动主持,人民起草法则,在中国历史上,《吕氏乡约》实在是破天荒第一遭。”政治学家萧公权认为,《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

传统的乡村文明是有纲领、有价值观基础、有内在灵魂的,其倡导孝父母、敬师长、睦宗族、隆孝养、和乡邻、敦理义、谋生理、勤职业、笃耕耘、课诵读、端教诲、正婚嫁、守本分、尚节俭、从宽恕、息争讼、戒赌博、重友谊等内容。这些乡风乡箴,均是从孝扩展到忠,从家扩展到国,是一个完整的文化谱系。我们要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乡规民约新的时代内涵,不断丰富其表现形式,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使乡规民约焕发勃勃生机,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文化保障。

晚清时期,一些改良主义思想家已经注意到乡规民约对于融通中西文化的独特价值,主张通过乡规民约将中国重视民意的传统与西方地方自治制度相结合。清末民初山西“翟城村治”出台了查禁赌博、看守禾稼、保护森木等“规约”,并将“正人心”“厚风俗”“守望相助”“互为约束”的传统乡规民约精神与近代地方自治章程相结合,体现出通过乡规民约融通传统法律文化精华与近代社会制度的实践意图。

  《吕氏乡约》在当时影响有限,未能全面推开。后幸赖朱熹发掘、增损,才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份乡约的存在。朱熹对《吕氏乡约》最大的一个调整就是删去了原来的罚款规定,同时对犯过者更为宽容、仁慈。对于犯小过后能“规之而听,及能自举者”的乡民,吕氏兄弟的做法是“书于籍”。到朱熹那里则是连书于籍也取消了,仅是“密规之”。对于大过,吕氏兄弟的做法是举行众议,只要大家认为“决不可容”就可“皆绝之”。朱熹的设计是先“众戒之”,如果不听“则会集之日,值月以告于约正,约正以义理诲谕之”。如果犯过者承认错误愿意改正“则书于籍以俟”,倘若顽固不化不知悔改才“听其出约”。在现有资料里虽没能发现朱熹推行乡约的记载,但其在知漳州期间整顿词讼和重视教化的做法确是有案可循。朱熹在漳州期间先后发布了《漳州晓谕词牓》《晓谕居丧持服遵礼律事》《劝谕榜》等告谕,当地风俗大为改观。尤其是《劝谕榜》,其中多有号召乡民互相劝诫、互相纠察的规定,与《吕氏乡约》有颇多暗合之处。

(作者:刘志松,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与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场域融合研究”负责人、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民国时期,各地新出乡规民约中常可见“国有法,其国必治;里有规,其里必善”“改革旧日奢风陋俗效崇俭朴”“厚风仁俗”“尊重公德”“守法爱公”“敬业孝友”“重身和睦”等立约宗旨的表达。20世纪30年代,面对乡村社会组织崩塌、文化失调的“社会事实”,梁漱溟先生在河北定县推行“乡村建设”实验,试图将旧“乡约”补充改造转化为新“乡约”,以重构乡村社会组织。

  到明代时,乡约受到了不少大吏的青睐,在推行中出现了与保甲融合的趋势。明代推行乡约较早且对后世影响较大者当推王阳明,他主政南赣时对乡约、保甲都有运用。在恢复社会秩序方面他推行《十家牌法》,在教化乡民知礼行礼方面他推行《南赣乡约》,均收到一定成效。王阳明虽对二者都有留意,但真正在理论和实践中将它们融合起来的则是明代另一位大吏吕坤。吕坤首先注意到二者对于乡治都很重要,即“自教衰民散以后,惟乡约保甲最良,虽化民成俗之义未及昔人,而轨众齐物之方实仍前代”;他还发现二者功能一致,即“劝善惩恶,法本相因,而乡约保甲原非两事”,既然“乡约之所约者此民,保甲之所保者亦此民”,所以吕坤干脆将二者融合,总一条编,是为《乡甲约》。吕坤虽然将它们融为一体,但也深知二者各有侧重,即“约主劝善,以化导为先;保主惩恶,以究诘为重”,而且吕坤也并未将二者等量齐观,在实践中还是以行乡约、敦教化为主。可惜后人对二者关系有如此清醒认识者不多,逐渐将乡约、保甲的融合演变成乡约的保甲化和官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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