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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及朝鲜最能与明朝保持高度一致,因此研究

文章作者:巴黎人-智能硬件 上传时间:2019-09-20

退溪文本中还存在着被他自己称为“心学”的重要部分。退溪这一“心学”的称呼不仅与儒学“十六字心传”的道统说密切相关,还与《心经附注》对其影响有着深刻的关联。《心经》由南宋真德秀集先贤论心格言及诸家注而成,明代程敏政为其增补宋元之注解,是为《心经附注》。二书被看作是新儒学思想从朱子理学向阳明心学转变的过渡期产物,甚至认为阳明心学的成立宣告《心经附注》的历史使命已结束。退溪的《心经后论》记录在《心经附注》之后,被朝鲜、日本多次刊印,退溪一生十分推崇《心经》,“敬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曾谓:“吾得《心经》,而后始知心学之渊源”。退溪认为《心经》囊括了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之精华,将其看作孔孟程朱儒家经典的精粹读本和朱子学的入门书,他不仅把《心经》带到国王的经筵上,还把《心经》讲授给后学,并设为社会教化的教本。

序言

  由于李滉、李洱在性理学、尤其是“四端七情论”上对立,其各自门徒形成岭南学派与畿湖学派。而按照朝鲜党争的分野,岭南学派多属于东人党,畿湖学派多属于西人党。学派的分裂与政治上的党争又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朝鲜后期政治与社会的分裂。

  公元13世纪初,朱子学开始传入韩国和日本,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就韩国而言,高丽和朝鲜时期的学者,以朱子理气论为基础,对心情哲学展开了深入细微的探讨。如韩国关于“四端七情”论辩,探讨的就是“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与“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之间的关系问题。论辩的时间跨越五百年之久,几乎每一位韩国朱子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著名的论辩。在“四端七情”论争中,韩国朱子学发展了朱子学中重实践性、人间伦理层面,强调提升伦理道德修养,通过改变人的气质而达到圣人境界。另外,韩国朱子学强调“气”的功能性和自主性,倡导“重实”思想,后来发展为实学。实学是韩国“性理学划时代的转换”,是一种“改新的儒学”,一种以经世致用为标志的新学风。其结果是使韩国朱子学向着近代的性格转换,成为后来韩国“开化思想”兴起的先导意识。

《性理大全》是对宋代理学家著作与言论的汇编,其汇编门类的设置和内容的采择充分体现了明代朱子学的立场。在朝鲜,《性理大全》不仅讲学于经筵,还作为性理学研究百科全书式的文献,典藏于中央官府、地方官府及书院,被当时的儒者广泛研读和讨论。朝鲜儒者的学术规模和理论倾向由此而定,朝鲜朱子学的解读深受《性理大全》结构与问题意识的影响。永乐三大全的官方引进确立了性理学作为官学的正式地位。性理学确立为朝鲜的统治理念后,谁的解读更符合朱子思想的原意,是朝鲜儒者争论的主要话题。除此之外,朝鲜儒学家李退溪著述的《启蒙传疑》是对《性理大全》中文献的注释书,《宋季元明理学通录》是《性理大全》“诸儒”篇的补充。接受《性理大全》后五百余年间,朱子学对朝鲜社会生活各方面影响相当深远,成为社会制度和规范的原理。

 这显示出,只有把朱子学研究的视野扩大到整个东亚的范围,才能看到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深度对话,而这仅仅在中国理学的视野中是无法看到的。如果说在中国明代的学术思想中看不到朱子学的内部批评(如对于罗钦顺的批评),看不到朱子学对阳明学的同时代的深度理论回应,那么这些都可以在朝鲜朝的朱子学里找到。韩国朱子学的讨论表明,新儒学即性理学的讨论空间在中国和韩国之间已经连成一体,成为共享共通的学术文化。可见研究朱子学、阳明学及其回应与互动,必须把中国和韩国的性理学综合地、比较地加以研究。

  藤原惺窝师从僧人九峰,还俗后从事朱子学著述,被日本学者看作是日本朱子学的首创者。藤原惺窝正处在日本由战国走向统一的时代,前有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后有德川家康。因而,藤原惺窝提倡以儒家五伦、五常作为日本社会的伦理准则,为统一的政治统治提供思想基础。因而,藤原惺窝重视四书、五经,并以朱子学的理论阐述伦常纲纪。藤原惺窝简化了朱熹对于“理”的论证,将“天道”、“性”、“理”三者视为同一,以贯穿在他的理论体系中。

关键词:哲学;儒学;欧洲;文化;朱熹;学者;韩国;影响;中国;朱子学与

(作者:金香花,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理心和会——韩国大儒李退溪的道德世界”负责人、辽宁大学副教授)

 而与中国明代中后期心学盛行刚好对应,16世纪中期朱子学在韩国获得了发展的活力,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朱子学的学者群体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16世纪朝鲜朝朱子学的兴起和发达,一方面表明了朝鲜性理学的完全成熟,另一方面也表明朱子学的重心已经移到韩国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新的生命,也为此后在东亚的进一步扩大准备了基础和条件。如果说退溪、高峰、栗谷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在16世纪已经转移到韩国,此后,当17世纪以后朝鲜后期实学兴起,朱子学的重心则进一步东移,朱子学在整个东亚实现了完全的覆盖,使得朱子学真正成为了近世东亚文明共同分享的学术传统,成为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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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学与东亚文明

距朱熹300年后,《困知记》等性理学著作潮水般涌入,影响了朝鲜朱子学研究论域的形成。从哲学史的角度看,罗钦顺为明代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既为“朱学后劲”,又为明代气学开风气,其对陈献章的批判、与王守仁的往复论难,及其对气学的思想重构,皆为明代哲学史的重要环节。从中国哲学的东亚传播与接受角度看,罗钦顺的理气思想深刻影响了理气“四七之辩”的形成。罗钦顺的理气论是否符合朱熹本意,理气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引起朝鲜儒者广泛的论争。《困知记》中“理气为一物”之论曾在朝鲜引起了持久讨论,并引发了主理还是主气的问题,由此形成了岭南与畿湖两大学派。何者与朱子本人的思想更接近是论争的核心。退溪认为罗钦顺在理气观上完全站在朱子的反面,对罗钦顺的批判不惜笔墨,写了《非理气为一物辩证》。而朝鲜儒学的双璧之一栗谷,着眼于罗钦顺的观点提出“理气妙合”论。罗钦顺试图以人性与物性皆受气而生的观点来修正朱熹在理气问题上未得以一贯说明的部分,但如此言论显然超脱性善说的氛围,人性与物性之异同需要合理的新解,这在朝鲜延展为“人物性同异论”。

 在历史上,从东亚文化圈的观点来看,朱子学及其重心有一个东移的过程。明代中期以后,朱子学在中国再没有出现有生命力的哲学家,虽然朱子学从明代到清代仍然维持着正统学术的地位,但作为有生命力的哲学形态在中国已经日趋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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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此时,朱熹的《四书集注》被钦定为科举的教科书和考试的标准答案,其学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上升为官方哲学,成为近古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影响中国社会600多年。从朱子学在日本、韩国的传播与影响来看,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对中国朱子学的引进与吸收,并不是简单地将中国朱子学移植到本国,而是根据所在国的社会实际,与其传统文化相融合。杜维明致力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文明对话及现代精神的反思,并提出儒学应在以朱熹为代表的第二期儒学(即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发展第三期儒学(即现代儒学)。这些北美新儒家学者对朱子的研究,表现出与欧洲学者迥然不同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重视对朱子思想的研究,推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

《延平答问》《心经附注》分别是朱子前后两位儒者的重要文本,在朝鲜成为借以阐释“心学”的重要载体。宋代儒学,二程发其宗旨,延平承闽启洛,朱子集其大成。延平是朱熹年轻时代的重要老师,朱熹前后相从延平不过数月,书札往来问答为多,朱熹将其记录为《延平答问》。李侗与《延平答问》因承洛闽之序,启发了朱熹。朱熹从学延平后弃佛入儒的事件在东亚极具象征意义,延平被当作儒学正统学源之代表。值得深味的是,《延平答问》在朝鲜和江户日本均受重视,退溪为其写跋语,出版了朝鲜刊本。延平对“未发之中”的体认之心学功夫,更为退溪所看中,构成了“退溪心学”之主要理论来源。

内容简介

  安珦(晦轩)是最早在高丽提倡程朱理学的人。他曾经跟随高丽世子留居燕京。在燕京期间,安珦抄录了朱子著作带回高丽,并在国子监中弘扬朱子学。安珦之后,白颐正(彝斋)赴元朝生活十年,研习程朱理学。白颐正的学说传人有李齐贤(益斋)、朴忠佐等人。李齐贤传弟子李谷(稼亭)、子李穑(牧斋)。李穑传弟子郑道传(三峰)、李崇仁(陶隐),郑梦周(圃隐)也从游于李穑。白颐正一系,成为高丽末期程朱理学最有影响力的传承体系。此外,还有权溥在高丽刊行朱熹《四书集注》,禹倬传授程朱易学。

  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为近邻,或山水相依,或隔海相望。这种地理环境和频繁的学术交流,形成了近古东亚朱子学。

朝鲜官方正式从中国引进性理学著作的最早记录是在永乐年间。《性理大全》和《四书五经大全》157卷分别在1414年和1415年编撰完成。1419年,朝鲜使臣团访问中国,明成祖特赐御制新修《性理大全》和《四书五经大全》。朝鲜王朝将之印刷,流传于境内。朝鲜把理学称作性理学沿用至今也大概源于此。性理学是理解朝鲜朱子学的钥匙,也是儒学在朝鲜的最大理论特色。朝鲜把性理、四书、五经大全称作永乐三大全。

 比较起来,朝鲜朝性理学讨论的“四七”问题,在中国理学中虽有涉及,但始终未以“四端”和“七情”对举以成为讨论课题,未深入揭示朱子性情说中的矛盾之处。在这一点上朝鲜时代的性理学有很大的贡献。朝鲜时代的朱子学的“四七之辩”看到了朱子哲学中尚未能解决的问题而力求在朱子学内部加以解决。“四七之辩”等韩国朱子学的讨论显示出,朝鲜朝的朱子学家对朱子哲学的理解相当深入,在某些问题和方面有所发展,在这些方面的思考的深度上都超过了同时期中国明代的朱子学。同时,16世纪的韩国朱子学对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的阳明心学以及罗钦顺的理学思想皆从正统的朱子学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和明确的批判。在这方面也超过了明代同时期的朱子学。

  在文教、选举领域,朝鲜如明朝一样在中央设置成均馆,在地方设置乡学。士子入书堂习汉文,再入乡学。应试合格者为生员,进入设在汉城的成均馆学习。参加经文科举考试及第者,授予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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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平答问》与《心经附注》间接构筑了退溪对朱子“心论”部分的重视

 因此,虽然朱子是东亚朱子学的根源,但中国朱子学与韩国朱子学,不是单一的根源与受容的关系,朱子学文化的中心,在东亚的视野下是可以移动的。没有东亚的视野,就不能了解东亚文明中朱子学中心的转移、变动。

  如同明朝文官政府、科举制度培养出士子阶层,朝鲜的官僚制度与科举制度也培育出一个相同的士子阶层。这是朝鲜在政治上有中华认同之外,文化上形成中华认同的原因所在。

  朱子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成果的总结,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作为文化遗产,朱子学是超越时代、超越区域的。

在东亚,朱子学作为儒学的核心精神,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产生过深远的文化影响。朱子学自13世纪初开始东传朝鲜,在15世纪趋于鼎盛,日本则以朝鲜为中介接受朱子学,在17世纪初呈现繁荣态势。值得注意的是,日韩朱子学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并非是师徒传授的方式,这些观念传播的物质载体是文本。在朱子学东传过程中,哪些文本、以何种方式被日韩吸取,对这一问题的澄清,有利于更完整地呈现朱子学的学术内涵与发展演变。

把文化的视野扩大,超出一个国家的边界来看,理学不仅是11世纪以后中国的思想体系,而且是前近代东亚各国占主导地位或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体系。因而,说理学是近世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共同成就、共同传统,是不算夸张的。从而,就朱子学研究而言,要展现朱子学体现的所有环节,所有实现了的可能性,就需要把中国、韩国的朱子学综合地、比较地加以研究。如“四七”的讨论可以说是朱子学自身所涵有的理论环节,但在中国只是潜在的存在却没有发展,而在韩国则明确实现出来、发展出来。不研究韩国朱子学,就不能确认“四七”或“理发气发”的问题在朱子学体系中的存在和地位。

  在朝鲜王朝的制度建设中,郑道传(三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按照周礼六官与明朝六部制度编撰《经国大典》,分为《吏典》《户典》《礼典》《兵典》《刑典》《工典》。在《经国大典》中贯彻了儒家的民本、德治两个原则。

  南宋时期,朱熹在闽浙赣交界的武夷山地区开展文化学术的传承与创新活动,形成了著名的朱子学派,其影响遍及东南诸省。此时,朱熹的《四书集注》被钦定为科举的教科书和考试的标准答案,其学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上升为官方哲学,成为近古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影响中国社会600多年。

同样,日本诸流派理解朱子的桥梁之一便是罗钦顺的《困知记》,其理论启发也值得研究。日本朱子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气”。在江户时代,《困知记》为日本儒者广泛传阅,诸儒在朱子学内部思考气的问题。如果说中国哲学把朱子的气作为自明概念使用,日本则对廓清朱子的气概念抱有极大的热情。对气的研究也是基于日本对“作为方法的中国”的理论自觉。《困知记》具有持久而全面、跨国的影响力,罗钦顺哲学思想在朝鲜王朝、江户日本之接受史的研究,均体现出罗钦顺哲学思想之于东亚思想世界的意义,是认识中国哲学在东亚传播与接受的重要一环。

“东亚”的概念,用法不一。在一般的理解和使用上,东亚作为地理概念是指中国、韩国、朝鲜、日本、蒙古。但近代以来也有各种不同的使用,如20世纪日本在战争时期所习用的“大东亚”,包括东北亚,也包括东南亚。但无论如何,二战后政治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所用的“东亚”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若研究东亚的历史和文明,就更不可能离开中国。最近十几年来,“东亚儒学”的提法比较流行,影响所及,连我自己也编了一本《东亚儒学九论》的小书。然而细思起来,这种“东亚儒学”的用法其实不包括中国儒学在内,而专指汉字文化圈内的韩国、日本以及越南的儒学,换言之,这种使用中的东亚不包括中国在内,这是明显不合理的。这也是本书在《东亚儒学九论》的基础上增入四篇朱子思想研究文章的原因。这样可以使得“东亚儒学”的概念更完整。

来源|文汇报

  朱子学传播到韩国和日本之后,于16世纪后成为中、日、韩三国共同接受的思想文化,即东亚地区的主流文化,影响极为广泛而深刻。从朱子学在日本、韩国的传播与影响来看,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对中国朱子学的引进与吸收,并不是简单地将中国朱子学移植到本国,而是根据所在国的社会实际,与其传统文化相融合。

明儒罗钦顺的《困知记》在朝鲜的哲学论争中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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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朝鲜不同,日本的儒学传承主要在博士家中,以汉唐注疏为主。朱子学形成后,主要是经由禅宗中的临济宗传入日本,禅僧玄惠法印、岐阳方秀、桂庵玄树都曾宣传、化用朱子学。而将朱子学发扬光大的则是生活在16世纪后半期的藤原惺窝。

  日本朱子学着重发挥了朱熹的“格物穷理”思想,注重“即物思维”。具有这种特性的日本朱子学,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贝原益轩继承了朱熹“格物穷理”中的合理因素,将穷理精神与经验科学相结合,赋予朱子学“理”范畴以经验合理主义色彩。新井白石把朱子学的格物致知之“穷理”与西方的科学技艺之“实理”相结合,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科学技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赅”的著名口号。在这一口号指导下,幕末维新志士要求德川幕府“开国”,积极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艺,以促成日本的富强。所以,日本著名学者源了圆认为,日本朱子学重视“即物思维”,从经验价值出发,围绕自然、科学等问题,寻求自然中的实理。由此形成了日本民族讲究实用的民族性和提倡实证科学的良好风气。

《性理大全》的传入决定了朝鲜儒学的学术规模,影响了朝鲜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朱子是南宋著名哲学家,儒学大师,在中国哲学史和儒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一生学术成就十分丰富,教育活动也非常广泛,他在古代文化的整理上继往开来,他所建立的哲学思想体系宏大精密,他的思想学说体系在古代被称为朱学。近代学术亦称朱学为朱子学,这是狭义的用法,广义的朱子学则包括朱子的门人弟子后学以及历代朱学思想家。因此研究东亚朱子学,必须以研究朱子思想为基础。

  16、17世纪明朝正是阳明学兴起的时候,朝鲜却以“四端七情论”为中心坚持在朱子学的理路上前进。虽然朝鲜也有人学习阳明学,如许筠(蛟山)、张维(溪谷)等,但朝鲜理学家的主流仍然是批判阳明学。万历二年(1574年),王阳明配享文庙,这象征着官方对阳明学正统地位的承认。同年,朝鲜理学家许葑出使明朝,在国子监中猛烈地批判阳明学为异端。援朝战争中,明朝经略万世德要求朝鲜也让陆象山、王阳明配享文庙,但是遭到尹根硕等人的反对。这些都反映了16、17世纪中华文化圈内虽然都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共识,但是各自的差异也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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