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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和相关问题的研究,对于上述共同历史研究

文章作者:巴黎人-智能硬件 上传时间:2019-09-17

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当前对国际抗日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还不够全面:一些资料经过前人的整理和编辑,研究者对深藏在各国各地区的原始资料挖掘不够;对各国国家级档案馆图书馆较为关注,而对大学、私人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中的资料缺乏“歼灭性”搜寻;对相关档案资料的内涵深度解读不足;跨学科研究国际资料中的中国抗战史,用多国语言发表相关著述,还处在起始阶段。

比如,关系到“九一八”事变和十四年抗战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最近在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中发现。档案详细记录了调查团在日本和日本政要的谈话,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北平和“九一八”事变直接相关人士如张学良、王以哲、荣臻等人的谈话记录,调查团在东北的实地调查、询问日军高层的记录,中共在“九一八”前后的活动,中国各界的陈情书,日本官方和东北伪组织人员、汉奸的表态,世界各国、各界的反应等。档案生动记录了国破家亡关头国人的反应和认识,哈尔滨商民代表致函李顿代表团称:“虽然,满洲吞并,恐不惟中国之不利。即各国之经济,亦将受其影响。世界二次大战,迫于眉睫矣。”清华大学自治会致函代表团指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联面临着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将考验它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公平和正义能否实现,将影响到人类的命运。他们向代表团严正提出“五点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一起解决;不承认日本侵略和用武力改变的现状;任何解决不得损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日本必须对此事件的后果负责。相关档案达千万字,必将极大地推动“九一八”事变和相关问题的研究。

国际档案;中国抗战史;唯物史观

与普通民众相比,日本右翼往往以日本“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者而自诩,他们在坚持带有糟粕意义的“传统文化”方面更加固执和死硬,他们只会一味地指责他国、他民族或他人,从来没见过有哪一个右翼团体自我解剖或反省自身。无论时局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也无论他们的内部出现什么样的波动,日本的右翼也不会放弃他们的主张,他们的影响是客观的现实存在。为此,理性的思考和策略的应对更显得十分必要。

比如,在中日历史问题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南京大屠杀问题。除中国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外,中国学者深入美、德、英、日、俄、法、西、意、丹等国相关机构,系统全面地整理了加害者日方、受害者中方和第三方档案文献,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献、图像资料,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不仅证明了日军进行大屠杀的残酷性、蓄意性、计划性;也证明南京大屠杀早在发生之时,就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南京和东京两场审判,进行了繁复的质证和细致的审判,确保了程序和判决的正义;日方细致的粉饰,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正义人士的揭露下真相毕露。全球性的资料,不仅深化了历史研究,也为文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艺术等跨学科方法进入相关研究提供基础;不仅摧毁了右翼的各种谬论,也迫使日本政府不敢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和战争犯罪性质。

可以说,国际抗日档案和各种资料,不仅补充了中国方面的抗日资料,也弥补了“在中国发现历史”范式的不足,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研究全面性、客观性的要求,自然地延伸诱导出“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的新命题。把“中国的”和“世界的”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广、入微地揭示抗日战争的内涵,实现“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要求。

中国抗日战争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世界搜集中国抗日战争史资料,是深化抗战史研究、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路径。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学者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运用全球资料,开展抗战史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国内研究细菌战具有地域性。东北地区对日军七三一部队的研究主要侧重在七三一部队及一○○部队的机构、人体实验、特殊输送等方面。较早的成果有韩晓等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近年来主要成果有:解学诗和松村高夫的《战争与恶疫》、杨玉林的《细菌战》、张志强的《特别输送研究》、哈尔滨市社科院金成民的《日本军细菌战》等论著。黑龙江省出版了《“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军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辽宁省也出版了《罪恶的“七三一”“一○○”——侵华日军细菌部队档案史料选编》,推动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200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七三一部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标志着研究上升到新水平。华北地区以研究一八五五部队为主,战后旧日军官兵的回忆及该部队遗物的发现对研究影响巨大。成果主要有谢忠厚撰写的《华北1855细菌部队之研究》等。北京大学徐勇撰文“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系统介绍了这一地区的研究状况。湖南常德地区成立专门细菌战研究机构,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影响很大。出版论文集《揭开黑幕》等一批研究成果。江浙地区以诉讼带动研究,组织受害者进行实证调查。为研究留下大量珍贵的口述资料。主要成果有邱明轩的《菌战与隐患》、《罪债难忘》等。山东地区崔维志等著《鲁西细菌战大揭密》、广东社科院的沙东迅著《揭开8640之谜——侵华日军在粤秘密进行细菌战大曝光》等等。

加强国际抗战资料整理研究,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抗战史学界应当担起的责任,需要我们群策群力,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任感加以推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

中国的伪满洲国历史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时的研究,主要是出于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和美化战争行径的斗争需要。1980年推出的《伪满洲国史》作为拓荒之作,对中国的中日历史研究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近20年来,东北沦陷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凡有关东北沦陷史的各个方面,皆有鸿篇巨论问世,中日双方学术交流活跃,中日学者围绕日本大陆政策、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时期的国际关系、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军事进攻、思想奴化和文化教育、日本在东北的暴行、历史人物、战后战争史观和战争遗留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有关情况见车霁虹的《中国东北沦陷史研究述评》,载《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前期大量成果的取得均属开拓性的,包含着研究者的艰辛努力。前些年,东三省社科院的学者围绕劳工、日本移民、军事要塞等问题展开了社会调查,抢救了珍贵的口述资料。目前,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还在继续进行中,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定期举办学术会议。

国际性的抗战史料,充分说明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研究发现,东北抗联资料,不仅夯实了十四年抗战的艰苦过程,也说明了战时东北亚复杂的国际关系。日方资料中的“华北治安战”“清乡作战”资料,从反面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顽强,其所牵制的大量日军,从另一面说明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1937年12月12日在南京江面制造“巴纳号事件”的日军航空兵官兵,后来是制造“珍珠港事件”的主力之一,说明了中国抗战与太平洋战争的联系。参与制造“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和南京大屠杀的许多日军部队,后来在太平洋战场上被美、澳等国盟军消灭,说明了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相互支持。中国军队在滇缅战场的作战和在越南等地的受降,中国对朝鲜、马来亚、越南等地游击战和抗日斗争的介入和帮助,说明了中国抗战对东亚东南亚解放的意义和价值。对大后方英美军人、“工合”人士、新闻界和其他各界人士的研究,彰显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多重维度,等等。

(作者:张生,系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国外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史料整理与研究之一:李顿调查团档案”负责人、南京大学教授)

比如,在中日历史问题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南京大屠杀问题。除中国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外,中国学者深入美、德、英、日、俄、法、西、意、丹等国相关机构,系统全面地整理了加害者日方、受害者中方和第三方档案文献,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献、图像资料,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不仅证明了日军进行大屠杀的残酷性、蓄意性、计划性;也证明南京大屠杀早在发生之时,就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南京和东京两场审判,进行了繁复的质证和细致的审判,确保了程序和判决的正义;日方细致的粉饰,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正义人士的揭露下真相毕露。全球性的资料,不仅深化了历史研究,也为文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艺术等跨学科方法进入相关研究提供基础;不仅摧毁了右翼的各种谬论,也迫使日本政府不敢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和战争犯罪性质。

我们的抗日战争历史研究是否注意到并且回答了产生于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呢?是否意识到在建立跨越国境历史认识中的重要地位了呢?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

国际性的抗战史料,充分说明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研究发现,东北抗联资料,不仅夯实了十四年抗战的艰苦过程,也说明了战时东北亚复杂的国际关系。日方资料中的“华北治安战”“清乡作战”资料,从反面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顽强,其所牵制的大量日军,从另一面说明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1937年12月12日在南京江面制造“巴纳号事件”的日军航空兵官兵,后来是制造“珍珠港事件”的主力之一,说明了中国抗战与太平洋战争的联系。参与制造“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和南京大屠杀的许多日军部队,后来在太平洋战场上被美、澳等国盟军消灭,说明了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相互支持。中国军队在滇缅战场的作战和在越南等地的受降,中国对朝鲜、马来亚、越南等地游击战和抗日斗争的介入和帮助,说明了中国抗战对东亚东南亚解放的意义和价值。对大后方英美军人、“工合”人士、新闻界和其他各界人士的研究,彰显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多重维度,等等。

比如,关系到“九一八”事变和十四年抗战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最近在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中发现。档案详细记录了调查团在日本和日本政要的谈话,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北平和“九一八”事变直接相关人士如张学良、王以哲、荣臻等人的谈话记录,调查团在东北的实地调查、询问日军高层的记录,中共在“九一八”前后的活动,中国各界的陈情书,日本官方和东北伪组织人员、汉奸的表态,世界各国、各界的反应等。档案生动记录了国破家亡关头国人的反应和认识,哈尔滨商民代表致函李顿代表团称:“虽然,满洲吞并,恐不惟中国之不利。即各国之经济,亦将受其影响。世界二次大战,迫于眉睫矣。”清华大学自治会致函代表团指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联面临着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将考验它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公平和正义能否实现,将影响到人类的命运。他们向代表团严正提出“五点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一起解决;不承认日本侵略和用武力改变的现状;任何解决不得损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日本必须对此事件的后果负责。相关档案达千万字,必将极大地推动“九一八”事变和相关问题的研究。

鉴于军事历史研究的上述内容特征,军事历史学或被视为历史学下属、或者是军事学的分支学科,也有观点认为军事历史学是一门交叉性的独立学科。基于上述学理,窃以为迄今抗战史军事研究,存在的问题尚多,今后的课题任务甚重。其要者如:

中国抗日战争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世界搜集中国抗日战争史资料,是深化抗战史研究、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路径。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学者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运用全球资料,开展抗战史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国际抗战资料,展现了中国抗战史的丰富侧面。如美国驻中国各地使领馆的报告,具体生动地记录了战时中国各区域的社会、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形,对战时国共关系和分野亦有颇有见地的分析;俄、美、日等国档案馆的细菌战资料,揭示了战时日本违反国际法研制细菌武器的规模和使用情况,中国各地民众遭遇的重大伤亡和中国军民在当时条件下的应对,以及战后美国掩饰“死亡工厂”实情的目的;英美等国档案所反映的重庆大轰炸和日军对中国大中小城市的普遍的无差别轰炸,不仅记录了日本战争犯罪的普遍性,也彰显了战时中国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哈佛所藏费吴生档案、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所藏辛德贝格档案、曼彻斯特档案馆田伯烈档案等则从个人角度凸显了中国抗战在“第三方”眼中的图景。

关于化学战研究。1983年,日本松村高夫教授找到了旧日本军队使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和化学实验的报告。1993年,日本学者吉见义明等找到了原日本陆军一部分重要军官的业务日记。此后日本学者推出《毒气战资料》Ⅰ、Ⅱ。1989年中央档案馆等出版《细菌战与毒气战》。日军化学战罪行被揭露出来。

比如,关系到“九一八”事变和十四年抗战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最近在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中发现。档案详细记录了调查团在日本和日本政要的谈话,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北平和“九一八”事变直接相关人士如张学良、王以哲、荣臻等人的谈话记录,调查团在东北的实地调查、询问日军高层的记录,中共在“九一八”前后的活动,中国各界的陈情书,日本官方和东北伪组织人员、汉奸的表态,世界各国、各界的反应等。档案生动记录了国破家亡关头国人的反应和认识,哈尔滨商民代表致函李顿代表团称:“虽然,满洲吞并,恐不惟中国之不利。即各国之经济,亦将受其影响。世界二次大战,迫于眉睫矣。”清华大学自治会致函代表团指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联面临着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将考验它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公平和正义能否实现,将影响到人类的命运。他们向代表团严正提出“五点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一起解决;不承认日本侵略和用武力改变的现状;任何解决不得损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日本必须对此事件的后果负责。相关档案达千万字,必将极大地推动“九一八”事变和相关问题的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世界搜集中国抗日战争史资料,是深化抗战史研究、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路径。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学者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运用全球资料,开展抗战史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再次,大力挖掘整理和利用资料。东北沦陷史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说,极需要详尽地占有资料,从客观事实中引发出精当的结论。关于东北沦陷史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可以说,国际抗日档案和各种资料,不仅补充了中国方面的抗日资料,也弥补了“在中国发现历史”范式的不足,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研究全面性、客观性的要求,自然地延伸诱导出“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的新命题。把“中国的”和“世界的”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广、入微地揭示抗日战争的内涵,实现“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要求。

加强国际抗战资料整理研究,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抗战史学界应当担起的责任,需要我们群策群力,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任感加以推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陶水木浙江抗战史研究评析

(作者:张生,系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国外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史料整理与研究之一:李顿调查团档案”负责人、南京大学教授)

比如,在中日历史问题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南京大屠杀问题。除中国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外,中国学者深入美、德、英、日、俄、法、西、意、丹等国相关机构,系统全面地整理了加害者日方、受害者中方和第三方档案文献,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献、图像资料,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不仅证明了日军进行大屠杀的残酷性、蓄意性、计划性;也证明南京大屠杀早在发生之时,就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南京和东京两场审判,进行了繁复的质证和细致的审判,确保了程序和判决的正义;日方细致的粉饰,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正义人士的揭露下真相毕露。全球性的资料,不仅深化了历史研究,也为文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艺术等跨学科方法进入相关研究提供基础;不仅摧毁了右翼的各种谬论,也迫使日本政府不敢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和战争犯罪性质。

第二,中国共产党对东北的调查资料。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作为重要的战略地区,中国共产党派大批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各级民主政府适应土改、剿匪和支援解放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大量调查统计工作,很多内容涉及到东北沦陷时期。《东北农村调查》和《东北地主富农研究》等为我们深入研究农村土地问题和阶级关系提供了珍贵和重要的历史文献。

国际抗战资料,展现了中国抗战史的丰富侧面。如美国驻中国各地使领馆的报告,具体生动地记录了战时中国各区域的社会、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形,对战时国共关系和分野亦有颇有见地的分析;俄、美、日等国档案馆的细菌战资料,揭示了战时日本违反国际法研制细菌武器的规模和使用情况,中国各地民众遭遇的重大伤亡和中国军民在当时条件下的应对,以及战后美国掩饰“死亡工厂”实情的目的;英美等国档案所反映的重庆大轰炸和日军对中国大中小城市的普遍的无差别轰炸,不仅记录了日本战争犯罪的普遍性,也彰显了战时中国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哈佛所藏费吴生档案、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所藏辛德贝格档案、曼彻斯特档案馆田伯烈档案等则从个人角度凸显了中国抗战在“第三方”眼中的图景。

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当前对国际抗日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还不够全面:一些资料经过前人的整理和编辑,研究者对深藏在各国各地区的原始资料挖掘不够;对各国国家级档案馆图书馆较为关注,而对大学、私人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中的资料缺乏“歼灭性”搜寻;对相关档案资料的内涵深度解读不足;跨学科研究国际资料中的中国抗战史,用多国语言发表相关著述,还处在起始阶段。

最后,中外学者研究留日学生问题时,大都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留日学生,很少有人关注当时各国留日学生之间的横向联系。如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编辑的《战前日本对亚洲的教育参与》、藤原聪等著的《亚洲战时留学生》(共同通讯社1996年)等论著中,都分别论述了当时亚洲各个国家的留日学生问题,却很少涉及中国留日学生与朝鲜、越南或其他亚洲国家留日学生之间的联系。那么,亚洲各国留日学生之间有没有联系呢,如果有又是如何联系的呢,彼此的联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相信随着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和拓展,近代中国留日学生问题的研究也将不断深入。

我们需要整体把握日本的侵华战争、及其战略指导全程。仍需强调的是,包括地缘战略等因素在内的战略研究,目前确实处于薄弱状况。显然,只有在军事领域获取不断深入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推进抗战史研究的整体发展。

潘国旗战时国统区金融研究评析

徐勇从师团译名及战略指导看抗战史军事研究

再是中日双方的战略指导以及进攻方向等问题分析,也是现今抗战史军事领域深受重视、然而歧见极多的领域之一。这一问题聚焦到淞沪抗战与武汉会战研究方面,海峡两岸多有不同论点。有人批评中国军队主力集中淞沪地区,让日军南北呼应合击中原,或强调,“将主战场南移淞沪地区,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另一派肯定评价国民政府“扭转了日军主力自北而南的战略进攻,迫使它自东而西”进攻武汉,战略上是正确的、成功的。各种论争至今仍在继续。

第二是内容。研究视角扩大了,研究内容当然也就丰富了。一般来说,受范式的影响,早些时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和军事,即使诸如经济、外交、社会等方面也有研究,基本上也是政治与军事旁及的研究。当然,仅此两项,已经有许多课题可做了。而近30年,尤其是近10年,情况有了很大不同。政治与军事的研究,发表的著述在量上已经明显减少,而其他方面的研究却明显增长。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时段,它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成为研究的对象。即使是以前就有的课题,写作内容也大不相同了。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是全新的课题,如战争遗留问题,在9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量成果。抗日战争研究出现的上述变化,无疑推动了研究的深入。但我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也应该引起注意。这里我拣主要的说两点。

刘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战争遗留问题研究中的资料问题

战时国统区的金融研究,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就开始了,如王亚南的《战时的经济问题与经济政策》(光明书局1937年版)、管雪齐的《战时之财政经济与教育文化》(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版)等,都涉及到战时的中国金融问题。专门论述战时金融的则有华汉光著《中国货币问题》(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独立出版社编辑的《中日货币战》、莫萱元编著《战时金融政策》(正中书局1938年版)等。

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往的时段划分是以五四运动为界,之前称作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后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为研究范式的划分方法。在这样的范式之下,抗日战争一般是作为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加以研究的。固然这个研究历来受到重视,但却难免受到局限。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华民国史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以至于它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逐渐超过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传统的范式有了被更新的趋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抗日战争史研究也作为民国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视角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甚至在方法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现实中日关系明显地受到了历史问题的影响,也由于中国急迫需要构建民族复兴理论以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抗日战争研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独立分支部分,视角与内容又有了新的变化。那么,抗日战争研究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对海南抗战史研究相关文章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无论是从研究队伍还是涉及的领域来看,海南抗战史研究十分薄弱,而且“外热内冷”现象非常明显,岛内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寥寥。

因为我是做资料编辑的,所以我对资料的整理发掘出版更为关注。资料的发掘和积累是研究的基础。俗话说要想做研究,先要搞资料。综观近年来的战争遗留问题研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即是资料的极度匮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个方面是相对于抗战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战争遗留问题可资利用的资料非常有限;第二,从战争遗留问题本身来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也显得参差不齐。在追究战时日军的战争暴行中,如屠杀、强奸、抢劫以及对劳工的强制等方面的资料,相对来说挖掘起来容易一些,因而这方面的资料显得也丰富一些,特别是南京大屠杀资料的挖掘整理工作做得很有成绩,出版了成系列的资料,但诸如细菌战、毒气战、“慰安妇”等问题,由于战后日本方面的刻意销毁和隐藏,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资料搜寻起来就显得非常吃力。而在对资料搜寻的不懈努力方面,日本学者显然要出色得多,近年来日本防卫厅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所藏资料的相继发现,即是他们努力的结果。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缺憾或不足。首先,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比较薄弱。目前,笔者仅见的中文成果有王奇生的《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孔凡岭的《伪满留日教育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和《伪满时期留日教育及其特点》(《历史档案》1998年第1期)、周孜正的《汪伪的留日学生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和《浅论汪伪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经费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余子侠的《日伪统治下的华北留日教育》(《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和《日伪统治下伪蒙疆政权的留日教育及其教育交往》(《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等论文。日文成果主要有河路由佳的《卢沟桥事变后(1937—1945)的在日中国留学生》(《一桥论丛》第126卷第3期)、陈昊的《日中战争时期的中国留日学生》(《九州教育学会研究纪要》第31卷)、河路由佳等著的《战时体制下的农业教育与中国人留学生》(农林统计协会2003年)、三好章的《维新政府与汪兆铭政权的留学生政策》(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报》, 2006年3月)等论著。这与研究战前中国留日学生数以百计的论著相比,不仅数量少,而且缺乏系统性。主要原因在于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作为由伪政权选派的留学生,其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远不及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所以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军事问题应该是抗战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抗战史研究中的军事问题可以划入军事历史学范围。军事历史学是历史过程中有关军事的知识、理论体系的总和,是研究人类社会中各个国家或社会集团之间以运用武力为主,并包括非武力抗争历史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及下属分支学科,中外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学者多以军事历史学为“战史”,其内容还包括国际环境、政治经济条件、科学技术水平、国民性格、地理等与军事相关因素,通常划分作战争史,作战史,还有战斗战史,等分支体系。苏联和中国的学者大多认为,军事历史学应该包括:战争史,军事学术史,军队建设史,军事技术装备史,军事思想史,以及军事地理诸方面内容。西方欧美学者多强调军事历史学的多元性,曾任联邦德国军事历史局局长罗特准将指出:“军事历史研究局的特殊任务是研究德国刚刚过去的事情”,需要“按照史学的标准和方法进行军事历史研究”。

荣维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现状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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